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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丝织就锦绣 镶嵌内有乾坤******

　　金丝翼善冠

　　“繁花锦绣”捧盒 吴燕

　　“好事成双”柿子捧盒 吴燕

　　【艺术手札】

　　花丝镶嵌制作技艺作为“燕京八绝”之一，于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花丝镶嵌又称细金工艺，是“花丝”和“镶嵌”两种制作技艺的结合，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千载古艺，其精致、细腻、华丽的特色代表了金银器传统工艺的巅峰。

　　当人们看到一件花丝镶嵌作品时，往往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它的美。360度全景观看，每个角度都婀娜多姿，美轮美奂，仿佛不是人为，而出自天工。但人们对花丝镶嵌的了解相对匮乏，即便在北京，对它的认知度也并不算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其工艺繁复、用料昂贵，古时多为皇家所用，百姓在民间很难见到；另一方面是其制作过程漫长而枯燥，需要具有虔诚之心及坚定意志的人来完成，很多人往往沉不住气，半途而废。

　　我国的花丝镶嵌制作技艺成熟于秦汉时期，出土的汉代花丝镶嵌器物数量相对较多，到东汉时制作技艺更加成熟。魏晋南北朝至唐宋元时期，该制作技艺得到不断发展与完善。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花丝镶嵌制作技艺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两宋时期，金银器的制作风格不再像唐代那样气势恢宏、雍容华贵，而是追求新颖雅致的格调，充满了生活气息，具有典型的时代特色。到了元代，北方游牧民族的花丝镶嵌制作工艺则较为简洁，讲究实用性。

　　明代万历皇帝的金丝翼善冠，被认为是中国古代花丝镶嵌制作技艺的代表作之一。精妙细腻的花丝镶嵌工艺一直为宫廷御用，所谓“花丝万缕织金冠，妙手镶嵌有乾坤”，正是对这项精妙工艺的高度概括。可以说，花丝镶嵌织就了一部古代皇家珠宝史。及至清代，皇家金银器的制作更加奢华，追求雍容华贵、富丽堂皇之感。

　　正是经历了明清两代的发展，皇城脚下才形成了当今独特的北京花丝镶嵌制作技艺。北京的花丝镶嵌工艺最为齐全，发展出了独特的皇家宫廷艺术风格，以编织、堆垒等技艺见长。一件精美的花丝镶嵌工艺品往往是多种工艺的结合，制作工序极为复杂。首先要制成胎型，施以花丝、锼、錾等工艺，再经烧焊，制成半成品，然后经过酸洗、烧蓝、镀金、压亮、镶嵌等工序才算最终完成。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中华传统非遗文化的重视以及文化自信的不断增强，我们欣喜地看到，非遗国礼频频亮相国际展会，中国传统非遗技艺展演等活动层出不穷，“大国工匠”的评选与技术交流、工艺美术实训基地的建立以及非遗技艺进入中小学校园……非遗技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得到了继承与发扬，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在当今的市场经济环境下，非遗传统技艺产品想要突出重围，获得一席之地，就要从思维上创新，从技术上改良。通过多年来对工艺的探索以及从事产品开发积累的经验，我认为工艺美术产品在创新过程中要遵循艺术与市场的发展规律，创新既要体现出工艺的特色、时代的特征，同时在设计理念上还要符合当今市场的需求，精准定位，适时转变发展的方向。

　　传统的花丝镶嵌技艺因消耗较多的贵金属材料与人工成本，价格过高，制作周期较长，难以得到市场认可。怎样才能突破这一瓶颈呢？可以从材料的选择以及搭配比例上进行调整。笔者在创作“好事成双”柿子捧盒时，便融入了将贵金属与其他材质相结合的理念。在拟定设计方案时，我选用了传统中式的红与金二色，给人以高贵典雅的享受。盒盖部分运用花丝镶嵌工艺，大面积的盒身则选用铜胎景泰蓝工艺。花丝的金与景泰蓝的红相映生辉，端庄大气，同时也节约了材料成本，两全其美。

　　在设计“有凤来仪·凤冠套装”时，我则运用3D建模技术进行了最初设计效果图的制作，不仅可以快速呈现出产品各角度的效果，还可以及时调整产品结构中不妥当的地方，比手工制作完成之后再调整要节约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实际制作中，我将手工工艺与机制工艺相结合，最终的呈现效果毫不逊色于纯手工制作，不仅节省了大量人工成本，且能够形成量产，便于销售。这些产品试制的成功案例，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我们工艺美术从业人员的信心。在当今的信息时代，适当地引入计算机辅助手段，改变传统设计制作的流程，这些技术变革大大促进了传统工艺美术产品的创新与发展。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艺美术非遗技艺，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爱上花丝镶嵌并将其传承下去，让这项巧夺天工的古老技艺继续在人间闪耀着迷人的光彩。

　　（作者：吴燕，系北京工艺美术大师、北京市高级工艺美术师）

保持吸引外资“增量提质”态势（人民时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不久前，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前11个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11560.9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9.9%，已超过2021年全年。外资看好中国、投资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市场的超强韧性和巨大吸引力。

　　在“稳存量、扩增量”的基础上，我国外资“提质量”也取得明显成效。首先，引进外资促进了关键领域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58.8%，高技术服务业增长23.5%，已成为吸引外资的“主引擎”。其次，外资的来源更多元。来自韩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实际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22.1%、52.6%、33.1%和26.6%。“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我国市场的认可度也不断提升，投资不断增长。再次，外资的区域分布更合理。我国中、西部地区对外资吸引力逐渐增强，外资流入增速分别为28.6%和24.6%。可以说，我国吸引外资在2022年实现逆势增长，出现了“增量提质”的态势，充分表明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

　　吸引和利用外资“增量提质”良好局面来之不易。成绩的取得，源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的市场、稳定的社会大局、长期向好的经济基本面等综合优势，也因为我国毫不动摇实施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高水平开放举措，切实保障了外资对安全、回报和市场的期盼。在坚持扩大外资市场准入方面，2022年，我国连续第六年缩减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把沈阳、南京、杭州、武汉、广州、成都6个城市纳入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2022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总条目比2020年版增长了近20%。在坚持优化投资营商环境方面，2022年，各地区各部门继续深入清理、修订和废止了与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司法解释不符的法规文件；积极落实《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办法》，推动营商环境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建设不断深化。在坚持对接高标准规则方面，2022年以来，我国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继续推进多个自贸协定的谈判和升级进程。

　　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跨国投资者分散风险考量明显上升，各国吸引外资竞争日趋激烈，世界范围内新增投资呈分散趋势。做好2023年经济工作，实现经济运行总体回升，要求我们切实稳住吸引外资的基本盘，进一步提升利用外资的水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全面贯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落实好外企国民待遇，坚定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的信心；要认真研究新形势下利用外资的新趋势，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带来的新机遇，优化外资来源结构；要继续引导外资流向高技术、高标准、绿色低碳等领域，均衡外资产业分布，让我国成为更富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只要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就能保持对外资的强大吸引力，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高凌云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