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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盐都：“农二代”逐梦希望的田野******

　　(新春走基层)江苏盐都：“农二代”逐梦希望的田野

　　中新网盐城1月31日电题：江苏盐都：“农二代”逐梦希望的田野

　　中新网记者于从文

　　农历正月初八，江苏盐城盐都区秦南镇，秦程食品公司兔年第一锅咸鸭蛋出锅了。“很多老顾客都在等着这锅蛋呢。”“87后”总经理程彤在生产间内外忙碌着。

　　年产700万枚咸鸭蛋的生产间里，既摆放着一排排传统盐水腌制咸鸭蛋的大桶，又安装了两台高效节能环保型智能腌制设备。程彤说，这两台新型设备是自主研发的专利，极大地提升了咸鸭蛋的产能和品质。

潘志鹏操作大棚内的物联网设备。　谷华摄

　　腌制咸鸭蛋对于出生在水乡的程彤来说，是“子承父业”。程彤的父亲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从事鸭蛋的腌制和销售。2012年，父亲打算把蛋品厂交给程彤。当时，大学毕业后已经在南京一家国企工作三年并成为业务经理的程彤真有点不情愿：“工作在写字楼，朝九晚五，压力也不大，事业处于上升期。”然而，父亲的蛋品厂粗放的生产方式，让程彤担心“走不远”，思量再三，他还是决定回来接过父亲的接力棒。

　　“咸鸭蛋到处都有，蛋白过咸、蛋黄不沙是咸鸭蛋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对蛋品市场调研后认为，要做出自己的特色，必须走差异化竞争之路，做一种不太咸、更健康的咸鸭蛋。”程彤告诉中新网记者，他联合江苏省农科院专家经过两年攻关，研发了“低盐咸鸭蛋快速腌制技术”，并获得专利。通过自主研发的智能化腌制设备，咸鸭蛋的腌制周期从40多天缩短至15天左右，不仅蛋黄“流油”，而且含盐量比正常咸鸭蛋低30%到50%，适合现代人的健康理念。

潘志鹏在手机上查看大棚内温度、湿度等数据。　谷华摄

　　“小而美”的经营策略，让“秦程”咸鸭蛋在市场上脱颖而出，价格也水涨船高。程彤成立了养殖专业合作社，带动周边几十户养殖户致富。2022年，“秦程”蛋品实现销售1400多万元。

　　记者了解到，在盐都乡村大地上，活跃着300多位像程彤这样的40岁以下“农二代”，他们怀揣致富梦想和兴农技能，传承农业发展，为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注入了新活力。

　　盐都区郭猛镇双鹏智慧农场的当家人是两位发小，出生于1992年的潘志鹏和刘小鹏。2013年，潘志鹏的父亲潘国胜流转了200亩土地种植葡萄和草莓，两年后他邀请大学毕业的刘小鹏回来经营农场，2018年，潘志鹏也回到农场。年轻人的思维活跃，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向农业专家请教，从教科书和生产实践中步步摸索，慢慢由农业“门外汉”成长为“小能手”。

　　潘志鹏和刘小鹏深知传统种植管理模式已经落伍，一齐把目光瞄准物联网技术，对农场进行了智慧化改造。“现在，温度、湿度、通风、遮盖等各方面全部实现自动控制。”在农场大棚里，两人掏出手机给记者演示说，运用物联网技术，不仅能够精准控制，提高果品品质，而且节省了人工成本，200亩农场正常用工也就20人。

　　“看着植物生长，一天一个变化，每天都有新鲜感。”刘小鹏笑言，这是自己的农业情怀，是做其他工作没有的感受。去年，农场实现产值800多万元，净利润达300万元左右。

　　农业情怀同样藏在“快乐养猪人”顾金国的心头。“我做农业可算是专业对口了。”顾金国毕业于盐城生物工程学校畜牧专业，曾经在上海从事动物药品销售，生意做得红红火火。2015年，他带着3000万元资金，回到家乡秦南镇合兴村，创办了康农牧家庭农场从事养猪业。

　　在康农牧家庭农场，巡视、室温、饲喂、粪便清扫全部实现自动化，偌大的猪场正常用工只有13人，而且还是每3个月一轮换，平时在猪场内从事养殖管理的只有四五人。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清洁清毒程序非常严格，饲料运进、人员进入需要经过20分钟的消毒，饲养人员在外的穿着衣物一律不得带入，连手机都不能带进。“养猪最怕的是猪瘟病毒。”顾金国说，只有严格消杀才能保证安全，养猪产业才能持续下去。去年，农场出栏生猪15000头，成为名副其实的“万头猪场”。

　　在盐都采访“农二代”，记者发现，这些“新农人”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都是运用现代科技的行家里手，也都把网络电商作为产品销售的主渠道。“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流量成为新农资”是他们身上鲜明的时代印记。

　　据盐都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该区已创成省、市、区级示范家庭农场超300家，其中，“农二代”创办领办的农场占比逐年提高。“力争三年内家庭农场负责人平均年龄降到50岁以下，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达到50%以上，让更多的年轻人传承农业发展，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主力军。”

顾金国介绍生猪饲养情况。　谷华摄

　　又是一年新春时。和父辈一样耕耘在乡村大地上，有知识、有技术的“农二代”们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了坚定的信心。潘志鹏和刘小鹏说：“新的一年要加强日常管理，提高果品品质，打出自己的品牌，提高效益。”程彤说：“继续进行产学研合作，再在细分市场上下功夫，扩大品牌影响力，带动更多农户奔富路。”顾金国则说：“做农业，除了情怀还是情怀，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养猪成为受人尊敬的职业。”(完)

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在规定时段规定区域可燃放******

　　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在规定时段规定区域可燃放

　　依法分类管理重在确保燃放安全

　　□ 本报记者陈磊

　　2022年12月30日，辽宁省大连市政府发布《关于做好2023年烟花爆竹燃放管控工作的通告》称，控制燃放区域允许燃放时间为2023年1月14日、1月21日至1月28日、2月5日，每日7时至23时(除夕不限时)。

　　在此之前，《上海市公安局关于加强2023年春节期间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通告》对外发布称，上海市外环线以外区域，除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场所之外，不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北京市通州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致通州区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其中提到，“在北京环球度假区限定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须经公安机关许可”。

　　更早些时候，山东省东营市、滨州市也明确，春节期间在部分区域和个别时间段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有媒体统计，随着群众呼吁松绑烟花爆竹“禁燃令”之声增多，目前已有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即在规定时段、规定区域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2023年1月3日，广东省珠海市政府发布关于废止《珠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由各区政府、经济功能区管委会依据上位法，自行划定烟花爆竹的燃放区域、时间及允许燃放的种类，并向社会公布。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各地更为普遍的做法是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比较行政法研究所所长杨建顺解释说，对于烟花爆竹，政府进行规制有其历史必然性。目前各地通行的“禁燃令”就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起初，政府考虑到人们的接受程度，根据安全原则，试行“限燃令”，即在一些城市进行限定燃放区域和限定燃放时间的试点，在人们逐渐适应“限燃令”之后，再施行零燃放的“禁燃令”。

　　杨建顺认为，从“限燃令”演变为“禁燃令”后，立法者所预留的特殊处理规则被忽略了，这种“一刀切”的零燃放措施，实际上将传统习俗之燃放烟花爆竹归为彻底禁止之列。时间久了，过春节静悄悄了，年味儿也淡了些，难免引发人们非议。

　　在杨建顺看来，目前多地允许规定区域、规定时间内可以燃放烟花爆竹，实质上就是对向往“人间烟火”的民意民情的回应，也是对规制烟花爆竹相关法规的贯彻落实。如此回应民众呼声的做法，体现了法规所规定的“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综合施策、分类管理的理念，有助于弘扬春节燃放烟花爆竹等传统文化民俗，增强“烟火气”。

　　河南农业大学政策法规办公室副主任张帅梁教授分析称，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的背后，是对我国绵延上千年过年仪式中燃放烟花爆竹传统的回归和文化的传承，是回应群众过年期间期待平安健康的精神需求的回应，也是基于对我国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环境污染与安全事故不断减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客观认识，更是对作为我国重要产业和就业领域的烟花爆竹行业发展的支持。

　　在张帅梁看来，民有所呼，政有所应。虽是能否燃放烟花爆竹的“小事儿”，但也是群众向往美好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各地对“禁燃令”的松绑，有效地解决和回应了群众诉求。同时，这也是对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落实。

　　目前，我国关于燃放烟花爆竹的法律规定，主要是大气污染防治法。该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在法规层面，《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和种类。

　　这意味着，法律法规赋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决定在本行政区域是否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权力。

　　杨建顺分析认为，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烟花爆竹限制燃放的制度为背景。法律法规的这种授权规定体现了科学立法的精神，遵循了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管理理念。特别是《烟花爆竹管理安全条例》设置的授权规定，较大程度赋予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裁量判断余地，目的在于确保各地“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作出科学安排和部署，避免“一刀切”式的生硬施策。

　　杨建顺说，这就需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切实做好调查研究，全面、准确、客观、适时把握“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依法决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作出“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决策、决定和举措，让人民群众在安全保障举措支持的背景下，告别零燃放的“无菌社会”，充分体味烟花爆竹等传统文化民俗的滋味儿，欢欢喜喜迎除夕、过春节、闹元宵。

　　张帅梁说，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地域辽阔，省域、市域、县域各有不同情势，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不平衡之处，各地亟待解决的问题与需求也不尽相同。投射到立法领域，就需要在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基本前提下，允许地方在一定范围内因地制宜，因应施策。

　　“是‘禁’是‘限’，需要各地根据环境质量、财产安全、百姓诉求等因素的现实情况，以及解禁后可能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与风险事故等进行有效研判，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科学合理的规制。”张帅梁说。

　　那么，具体来说，各地针对烟花爆竹管理如何把握“禁”“限”边界呢？

　　杨建顺认为，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仅是“限放”和“禁放”的问题，而且是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邮寄和燃放的全过程安全保障问题。这就要求各相关主体严格按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和燃放等各个环节的规制要求，切实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预防爆炸事故发生，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的安全。

　　他呼吁，就烟花爆竹燃放这个环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合理地运用好法律法规所赋予的“限放”和“禁放”的裁量权，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和种类。

　　他建议，一般而言，要行使好该裁量判断权，可以参考把握如下标准：城市区域倾向于禁放，农村区域倾向于限放；人员聚集密度大的区域应当禁放，人员稀少非聚集性的区域倾向于限放；高楼大厦密集区域应当禁放，非高层建筑的区域倾向于限放；威力大的烟花爆竹倾向于禁放，威力不大的烟花爆竹倾向于限放。至于“高危险性烟花爆竹产品”，宜从生产环节把好规制关等。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也查处并公布了多起违法燃放烟花爆竹案件。例如，2023年1月1日1时许，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分局广化派出所发现并查处一起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案，现场查处9名违法行为人，依法对他们进行行政处罚。2023年元旦以来，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共查获非法储存烟花爆竹案件13起，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案件7起。

　　对此，张帅梁认为，放松“禁放”，不等于完全解禁。在放松“禁放”的地区，人们有燃放烟花爆竹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有边界、有限度的。边界就是相关地方法规与规章确定的燃放时间地点与幅度，限度就是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因此，违反规则、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应当受到相应的处罚。(法治日报)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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