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彩票平台 - 凤凰彩票官网

按照“乙类乙管”要求救治病人******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月9日就第十版诊疗方案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国家卫健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表示，诊疗方案是指导临床医务人员对新冠病毒感染者进行诊断治疗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规范，确保临床治疗的同质化水平，保证诊疗效果。第十版诊疗方案的核心理念就是对新冠病毒感染按照常规“乙类乙管”的传染病管理方式进行病人管理和救治。

　　临床救治强化关口前移

　　第十版诊疗方案颁布实施以后，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对此，郭燕红介绍，第十版诊疗方案主要对以下内容进行了调整：一是在收治措施方面，不再要求病例进行集中隔离治疗。新冠病毒感染者可以根据病情需要，选择居家治疗或者到医疗机构就诊，各级各类医疗机构都可以接诊新冠病毒感染的患者。二是在出院标准方面，不再要求对核酸进行检测。临床医生可以根据患者的疾病诊治要求，特别是基础病情况和临床症状等，对其进行综合研判后决定是否出院。

　　“在临床救治方面，一是强化关口前移，对于轻症病例也要早期介入，特别是对一些高龄、合并基础性疾病的患者，更要加强关口前移措施的应用。二是进一步规范重症患者的诊疗，完善了相关预警指标。三是坚持中西医结合。四是强化了新冠病毒感染与基础性疾病共治的理念。”郭燕红介绍，在诊断标准上，将新冠病毒的抗原检测阳性纳入诊断标准，主要考虑是抗原检测对病毒载量高的感染者有非常好的检测灵敏度。同时，抗原检测非常方便，简单易行，方便感染者在家里进行自测。

　　郭燕红特别提醒，从感染者的角度，即便不做核酸，出院以后也要注意做好个人防护，居家观察，以不参加社会面活动为妥。

　　进一步优化“临床分型”

　　第十版诊疗方案中取消了普通型，增加了中型，为何做出这样的改变？郭燕红指出，从疾病的临床表现来看，普通型一般是代表了疾病最常见、典型的表现。目前流行的奥密克戎变异株，病毒的致病力逐渐减弱，而且疾病的临床特点也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大多数感染者是上呼吸道感染，发生肺炎的比例大幅度降低。因此取消了普通型，增加了中型。

　　她介绍，中型的定义是持续高热大于3天，在静息状态下吸空气的指氧饱和度要大于93%，影像学可见特征性的新冠病毒感染肺炎表现，但是它比重型，也就是氧饱和度小于93%的程度要轻。

　　第十版诊疗方案规定，根据感染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分为轻型、中型、重型和危重型。“这样更加符合临床实际，有利于医务人员对患者的病情进行综合研判，并给予综合的治疗措施。”郭燕红表示。

　　那么，对新冠病毒治疗的重症病例如何分类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介绍，第十版诊疗方案明确，将新冠病毒感染的重症病例定义为由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肺炎为主要表现的重症病例；基础病加重、诱发基础病等，作为基础病或其他疾病导致的重症病例。

　　王贵强表示，针对新冠病毒感染肺炎导致的重症，强调呼吸支持，包括早期的氧疗、俯卧位、气道管理等。同时，重视非呼吸衰竭导致的重症病例，包括基础病的综合救治。

　　中医治疗对重型、危重型增加随症用药方法

　　“对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后，中医治疗部分也按照这个要求进行了调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司长贾忠武指出，一是保持了延续性。当前新冠病毒感染的中医的核心病机并没有发生变化，仍属于中医“疫”病，因此保留了九版方案经过临床检验行之有效的主要内容。二是体现了针对性。当前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多数表现为上呼吸道感染，部分患者有肺部感染的症状，一些恢复期的患者有咳嗽症状比较明显的特点，对此，方案分别增加了“疫毒束表证”“阳气虚衰，疫毒侵肺证”“寒饮郁肺证”内容，以更好地满足临床救治的需求。三是增强了实用性。重型、危重型部分增加了随症用药方法，这在九版方案中是没有的，总结出多种临床常见的症状并提出了具体方药，方便临床医生特别是非中医专业的临床医生参考使用。

　　针对一些公众反映核酸以及抗原转阴以后仍然有遗留症状的情况，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介绍，第十版方案非常关注核酸转阴后康复的治疗，根据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临床特征，提出了三种状态的治疗方案：一种是针对感染后出现的乏力，同时又伴有脾胃虚弱，中药推荐用经典的六君子汤来治疗；第二种是乏力的情况下，同时容易出汗、心慌、胸闷，推荐沙参麦门冬汤、竹叶石膏汤进行治疗，能很好地缓解症状；第三种是针对咳嗽、痰少、嗓子不舒服，甚至有堵塞的感觉，推荐射干麻黄汤作为代表方进行治疗。此外，还可采用针灸以及推拿的治疗方法。（记者 金振娅）

新岁访巴金******

　　中新社记者 谷苇

　　又是一个春天开始了，踏着霏霏细雨，来到巴金的家里。他刚从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会回来，照旧“闭门谢客”，继续他的写作生活。

　　也许是江南的春寒，最难将息。这位78岁的老作家偶患微恙，有点“感冒”。但看他从楼上工作室下来，脚步还是轻快的。

　　在他的客厅坐定，先谈到了最近在北京参加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感想。他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景，显然是乐观的。他说：现在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很有希望，他们在埋头苦干，有思想，有志气。他又重复他说过不止一次的那句有名的话：“一个作家，总还是要看他的创作。”

　　“我自然还要写作，只是做得慢些。”谈到新一年的愿望时，巴金说：“那几项工作，总要把它做完。但也不是一年都能做完的。”巴金的“几项工作”，确实都在进行着，不过有的项目进行得快一些，有的项目则进行得慢些。

　　为香港《大公报》所写的《随想录》，已出版了两集。巴金原想在80岁以前，以5年的时间写完五集。现在正在写第三集中的一些文章。他说：“不管这些文章发表与否，我总把它写出来，我是为祖国和人民写作，我写的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有些文章也许马上不一定发表，但将来还是会发表的。”

　　读者们当然也很关心他的小说创作进度，巴金正在写着一部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不过作家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进度，问到“大概写了几万字了？”巴金微笑着回答：“这很难统计，反正在写。一定要把它写完的。”

　　“《创作回忆录》早已写完了。原来打算写10篇，结果写了11篇，都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过了。不久以前，香港三联书店已把它印成了单行本。”说着巴金自己走上楼去，拿了一本新书下来，签上名，送给我。这确是一本好书，不论是书的内容，还是书的印刷、装帧和设计。正像有的评介文章所说的那样，这本书“除了是一份记录巴金创作道路的珍贵资料外，还是一首充满了真情的长篇散文诗。”读过这些文章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接着自然就谈到了作家正在译述的赫尔岑的回忆录，那部有名的《往事与随想》。第一本已于前两年出版，现在巴金正在继续其余四本的译述工作。对于这样一部卷帙浩繁，长达150万字的巨著的译作是否能够如期完成，确是有不少朋友为之担心。但是，重要的是译述者本人的态度——巴金始终是充满信心的。“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完成得慢些。比原定的计划……”所谓“种种原因”不外乎每年都可能有的、应邀去外国访问的任务——比如近几年来他已先后到法国、日本、瑞典、瑞士等国家访问过。这还不包括另外一些热情邀他去作友好访问、讲学、小住创作的国家。比如美国的“国际写作计划”中心的主持者聂华苓女士和诗人安格尔，在来华访问时，都曾热情提出邀请。但由于实在安排不出时间来，巴金都只好谢绝。此外，当然还有一些“非开不可”的会议。

　　当然，“开会”与写作是“两者不可兼得”的。有时为了开会，就不得不一再推延自己手中的工作。有时，还不得不应付一些报纸、刊物、出版社的“盛情约稿”。尽管多数编辑是同情、体谅作家的苦衷的，但在“一约”、“一谢”的过程里，总又得占掉一点时间。

　　谈到这几年国内外出版的巴金的著作，作家显然不愿意多谈什么，因为这在报纸上是经常有及时的报道的。巴金只说了一件事：四川的出版社决定出一部十卷集的《巴金选集》，第一卷今年就可以出来了。这部选集是巴金自己选编的。

　　“不是有一部十四卷集的《巴金文集》吗？是否可以再版呢？”我倒是一直很喜欢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为了这部被张春桥、姚文元之类称作“十四卷邪书”的文集，巴金在已过去的“十年长夜”里吃够了苦。

　　“那部文集不想再版了。对读者来说，恐怕倒还是这部选集有用些，它包括了我解放以后30多年来的一些作品。至于文集，也许对一些专门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人有用些，不过总可以借来看的。所以，我不愿意它再版了。”对于出书，巴金总是首先为读者的需要着想。

　　早在几年之前，巴金就倡议要建立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不论是在法国，或是在日本，看到别的国家所建立的文学资料馆，巴金总想到自己的祖国的文学历史资料是多么的丰富和宝贵，它又是多么地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资料馆来从事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并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工作上的方便。现在他的倡议，终于在逐渐有可能变成事实。国家的文化部门和许多作家，都热情地支持、拥护巴金的倡议。周而复把这个倡议，称作“一个迫切的倡议”，并且写了一封充满感情和提有具体建议的长信给巴金。茅盾去世之前，也决定把他的长篇小说《夕阳》(后改名为《子夜》)的原稿等等捐给未来的资料室，以表示他对巴金这个倡议的最有力支持。至于巴金自己，他早已准备一俟“中国现代文学馆”有了房子，就立即将自己所有著作的手稿，个人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包括许多珍贵的、著名作家亲手题赠“初版本”书籍)，以及他与国内外文学家往来的书信等等，都捐献给文学馆。除此而外，他还带头捐献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为文学馆的建成“助以一臂之力”。

　　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牌子已请叶圣陶先生写好了，正在物色合适的房子。

　　谈话的时间不算短了，应该让尊敬的作家稍事休息了。告别时，巴金坦率地笑着说：“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早就想把我搞死了。但我终于活了下来，这是“幸免”，也是“幸存”，所以我总是把这些年来的时间当作偶然的所得，因此也格外珍惜。我要把这些时间用来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当然，首先就是写作。其次，就是为自己“料理后事”，我不想立什么遗嘱，只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把有些事一样一样处理好。比如把自己的藏书分门别类地捐献给国家，让它们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比如主张办文学馆，尽自己的努力促其实现。还有我的稿费，也不想留给子女，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要把它用在有益于国家建设、文学发展的地方。我希望能顺利地办完这些事情。

　　看着眼前这位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作家在“戏言身后事”，并不使人觉得有丝毫的好笑，倒觉得这正是作家的真诚和坦率。

　　我由衷地祝愿巴金长寿、健康。

　　(中新社上海1982年4月电)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